“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行為的法律規制”主題研討活動成功舉辦
“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行為的法律規制”主題研討活動成功舉辦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創新型國家、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不斷深入，知識產權在社會生活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對于廣大市場主體而言，知識產權已經不僅是一種私權利，更成為商業競爭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手段，由此引發了大量的知識產權訴訟糾紛。此類糾紛中，既有權利人正當維權的案件，也有相當一部分系濫用訴訟權利，甚至明知缺乏權利基礎、事實根據、正當理由而惡意提起的訴訟。知識產權惡意訴訟有悖于知識產權制度的目的實現和功能發揮，對于市場主體、產業乃至社會公共利益都有著重大的現實與潛在危害。
有鑒于司法、學術、產業及社會各界近年來對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行為之法律規制的關注度與討論度不斷增長，北京環世知識產權訴訟研究院、北京陽光知識產權與法律發展基金會于2024年1月27日在北京聯合舉辦了以“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行為的法律規制”為主題的研討活動。本次活動邀請來自法學界知名專業人士展開對話，為這一重要法律問題的優化探索共同集智聚力、建言獻策。本次中知法官論壇由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教授姚歡慶主持，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知識產權和競爭法研究院院長孔祥俊，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李順德，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杜穎，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知識產權法研究中心主任崔國斌參與論壇對話。
主題發言：全面認識與合理平衡知識產權惡意訴訟之規制
活動伊始，姚歡慶代表江蘇省知識產權保護與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南京知識產權法庭原庭長姚兵兵發表了題為“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行為法律規制——主要以專利案件為例”的主題演講，結合若干典型案例，從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的常見類型、特點、構成要件、著重考慮的判斷因素、損害賠償范圍及計算、規制惡意訴訟加大反賠力度等方面進行了論述。他指出，知識產權惡意訴訟是指以獲取非法或不正當利益為目的，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故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的行為，是惡意利用知識產權制度侵害他人權益的一種行為表現。此類訴訟行為違反誠信原則，損害了被告的合法利益，浪費了司法資源，減損了司法權威，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甚至對知識產權制度造成沖擊。實踐中，知識產權惡意訴訟主要包括權利瑕疵型、虛構事實型、惡意保全型和重復訴訟型等常見類型，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較強的專業性、成本低及損害大等特點。區分正當維權和惡意訴訟的關鍵在于維權者的主觀狀態，應主要考量行為人提起知識產權訴訟有無事實或法律依據、主觀上是否具有惡意、是否給他人造成了損失或獲取不正當利益等；而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主觀惡意，應當重點考慮其在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的權利基礎、對該種權利基礎的認識能力，以及其提起知識產權侵權訴訟的目的。在損害賠償方面，構成惡意訴訟侵權責任應對惡意訴訟造成的直接損失進行全部賠償，對造成的確定的、必然發生的可得利益損失也應當予以賠償。總結而言，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問題的表象是權利的濫用，根源在于權利的不當取得，治理關鍵在于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以及準確辯識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厘清相關裁判標準，既維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權利、鼓勵創新創造，又維護社會公眾合法利益，實現權利保障與禁止濫用之間的平衡。
嘉賓討論：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行為中的現實與潛在問題
主題發言環節結束后，主持人對近年引起關注和討論的一些新的知識產權訴訟現象和特點進行了介紹，并就這些現象和特點同與會嘉賓圍繞知識產權惡意訴訟中的一系列現實與潛在問題展開了討論。近年來發生在珠海冠宇、敏芯股份、格力電氣等公司的專利侵權糾紛案，一度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分析這類案件，從中可以總結出如下現象和特點：案件往往涉及大公司之間的系列案件、發起訴訟的時機通常在被告方IPO或融資的關鍵期、涉及的賠償額高、專利無效比例高、被告方常提出原告將現有技術申請專利的不侵權抗辯或無效理由、非常規參數限定專利的解釋等。
杜穎在發言中表示，2023年1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引入了惡意訴訟反賠制度，其中第八十四條規定：“對惡意提起商標訴訟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給予處罰。給對方當事人造成損失的，應當予以賠償；賠償數額應當包括對方當事人為制止惡意商標訴訟所支付的合理開支。”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中設置的“因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損害責任糾紛”，已經開辟了以訴訟形式規制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行為的法律通路。《商標法修訂草案》第八十四條則在現行《商標法》第六十八條第四款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使惡意訴訟的受害者得以獲得針對自身損失及維權合理開支的賠償。此外，也有部分主體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民法典》第1165條關于侵權行為的一般規定等現行法律規范，獲得針對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的法律救濟。杜穎同時指出，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固然有著種種重大危害，應全力打擊，但對于惡意的判斷仍應秉持謙抑原則、嚴格適用相關的法律要件，在相關行為的定性難以準確把握時盡量減少法律干預。
孔祥俊在發言中指出，知識產權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權利，其具有攻防雙重屬性，這造成目前相當一部分知識產權訴訟的目的不在于獲得具體的法律救濟，而是充當一種市場競爭策略和布局手段。與此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邊界相比于其他民事權利而言并不完全清晰，權利人可能基于本身有瑕疵的知識產權進行訴訟，這給惡意訴訟提供了條件，也賦予了知識產權領域的惡意訴訟研究以特殊的意義。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中加入“因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損害責任糾紛”，其目的在于兼顧知識產權權利的保護和平衡，在發揮知識產權的政策屬性與激勵作用的同時，避免部分權利人通過惡意訴訟不當剝奪他人產權。最后，起訴權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權利，正當訴訟和惡意訴訟兩者之間的判斷涉及價值取向和利益平衡。以保護訴權位為前提和基點，通過認定惡意訴訟限制訴權作為一種例外情況，一定要有嚴格的限制條件，不應將惡意訴訟的構成范圍極端擴大、門檻設置過低，避免妨礙正當訴權的行使。
李順德在發言中指出，知識產權惡意訴訟不是孤立的問題，對于惡意訴訟的規制不應僅僅限于訴訟一個環節上。例如，專利、商標等知識產權類型并非自動生成，而需通過法定程序進行確權，因此善意和惡意的認定問題從知識產權權利基礎的確權環節開始就已存在，并可能涉及轉讓、維權等所有環節。與此同時，知識產權的權利保護與權利限制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權利濫用是權利限制中的一個特例，惡意訴訟也僅是權利濫用問題中的一個側面。因此，規制知識產權惡意訴訟應合理適度，在對惡意訴訟問題引起足夠重視的同時，堅持更加細致審慎的分析判斷，避免問題的泛化、擴大化。此外，還應在法律上區分“惡意”和“故意”兩個概念，避免將二者完全等同，在惡意訴訟的語境下，“惡意”和“故意”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值得關注和慎重研究。最后，惡意訴訟問題應與權利濫用問題結合起來進行考量，兩者的本質共性則都在于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崔國斌在發言中表示，知識產權惡意訴訟中對于“惡意”的判斷往往最為困難，專利案件中尤為如此。基于不同個體對專利的信息細節及創造性的理解不同、專利權利要求的解釋充滿不確定性等因素，在專利案件中認定惡意的難度很大。另外，盡管現實中普遍存在選擇企業經營關鍵節點（如IPO等）對其發起知識產權訴訟的現象，但這本質上根源于特定節點相關程序的制度設計問題，只有在起訴方明知自身權利基礎有瑕疵仍發起訴訟時，才應進一步認定其惡意并考量其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
此外，針對知識產權惡意訴訟中的一系列現實與潛在問題，與會嘉賓們也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首先，關于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多發于專利領域，而較少出現在商標等其他知識產權領域，這種現象應如何理解。杜穎指出，這一方面源于專利權權利范圍的邊界模糊，價值大，導致了更多的權利人擴張自身專利權利保護范圍以主張侵權的現象。另一方面，商標領域惡意主張權利的現象也多出現在前端的平臺投訴等環節而非訴訟端，這源于線上經濟與電子商務的地位空前提高，以及平臺投訴渠道在時間、效率、成本等方面的優勢。事實上，目前電商平臺中的惡意投訴現象也相當普遍，需要予以特別關注。孔祥俊認為，專利尤其是外觀設計和實用新型專利由于其制度設計的特點，更容易給惡意訴訟發起者留下“鉆空子”的空間；而專利本身更高的市場價值及其在市場競爭中的較強殺傷力，也使得專利領域的惡意訴訟現象更趨于頻發。李順德認為，在知識產權權利濫用中，專利的濫用本就更為突出；此外，相比于其他知識產權領域，專利領域的惡意更傾向于體現在訴訟環節而非其他環節中，從而造成了專利領域惡意訴訟更為集中的現象。
其次，關于是否應對知識產權惡意訴訟行為處以懲罰性賠償的問題。杜穎指出，知識產權惡意訴訟有別于知識產權侵權，在我國現行法律法規框架下，懲罰性賠償在惡意訴訟情形下的適用尚無依據。李順德表示，即使在侵權認定中，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也是一種例外情形，其適用應附加多個嚴格條件。事實上，從我國《民法典》中與懲罰性賠償相關的各項條款來看，其僅明確在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可適用懲罰性賠償，但并不予以格外強調。崔國斌認為，在針對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發起者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問題上，至少在專利領域，由于認定“惡意”的難度較高，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可能對訴權的正當行使造成“寒蟬效應”；事實上，通過判令惡意訴訟發起者賠償濫訴導致的直接損失或可得利益及訴訟成本，即足以維系利益平衡。在探討知識產權惡意訴訟的同時，也應積極關注平臺投訴等其他類似制度中的惡意認定與規制問題，堅持嚴格認定的歸責原則。
最后，關于將現有技術納入專利保護范圍并據以起訴他人的行為是否構成惡意訴訟的問題，特別是通過使用非常規參數將現有技術改寫后申請專利并提起訴訟的行為。崔國斌認為，專利在權利要求中納入部分現有技術的特征，可能是因其主張權利的部分和現有技術有直接關系，在此情況下，難以直接認定專利權人是否系故意或明知自身權利要求有缺陷，進而亦難以判斷專利權人的起訴行為是否構成惡意訴訟。對于將全部現有技術通過非常規限定參數等方式改寫后申請專利并提起訴訟，如果有證據證明權利人特別了解現有技術，這種情況還是可以認定有明顯的惡意，現實中的問題是這一點證明起來也是不容易的。
